十三年不是很久以後的歲月，那時候你我都還活著，但是整個世界卻可能已經徹底改觀：石油因為供不應求而價格高達每桶二○○美元，海運成本或許高到使越洋的糧食貿易從此斷絕，台灣可能會陷入有錢也買不到糧的危機。
事實上，二○○八年春天石油價格達到每桶一二○美元時，台灣就暫停從美洲輸入玉米，改從中國大陸進口。
目前台灣每年自己生產一二○萬公噸的米，進口一○○萬公噸的小麥、二四○萬公噸的大豆，和四五○至五○○萬公噸的玉米。如果我們仍舊延續現在的休耕與廢耕政策，當糧食無法進口，我們要吃什麼？
假如我們所缺的八○○萬至八五○公噸糧食全部從中國大陸進口，台灣還能在政治上保有任何的自主性嗎？做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大陸，農地裡也匯聚著全球製造業的工業污染，從中國大陸進口的糧食，你能安心吃下肚嗎？
假如我們不努力搶救台灣的農業，十三年後我們吃什麼？
我們都知道地球是有限的，「未來」我們一定會面臨飲水不足、耕地不足、能源不足和一切有限資源的不足。但我們卻不知道那個「未來」就是「現在」，所有危機早已降臨。我們是溫水中的青蛙，水將煮沸卻還不知道。
二○○八年春天的全球糧食危機發生後，為了了解它的始末、原因和對策，我開始研究國外相關學術文獻，卻發現促成那場危機的主要因素都沒有消失，局勢反而愈來愈嚴厲。
為了解決這個危機，聯合國一群農業經濟學家建議擴大耕地、增加灌溉用水、加速基改作物的研發等，以便提高糧食增產速率，再創綠色奇蹟。
但是這個增產計畫所需要的耕地與灌溉用水根本很難找到，連石油也已接近它的最高產能，難再增產，但需求卻加速增長而持續推升油價。油價高漲對糧價有兩個 威脅：（一）國外機械化的糧食生產靠石油，肥料的製造靠石油，糧食的國際貿易與運輸也靠石油，油價漲一倍糧價就漲一倍。（二）油價只要高於每桶六十五美 元，生質燃料就有利可圖，油價愈高生質燃料的需求就愈強勁，使得更多的穀物被燒掉，也使得全球可供貿易的糧食銳減，加深糧食危機。
我們期待能源技術和基改作物的發展能及時解決我們的窘境。但是相關學術文獻卻顯示：我們消耗有形物資的速度遠超過科技發展的速度，在基改作物能耐旱、耐高溫、對人體無害且商業化量產之前，人類應該早已深陷糧荒之中。
回首看台灣，難免哀傷：面對全球糧食、飲水與能源危機，台灣政府卻仍任農村凋蔽，並且持續發展高污染、高耗能、高耗水的產業。
從農村到都市，從英國到台灣
我常被問到：工學院的教授為什麼願意花十幾年的時間研究農業問題，思考台灣農業的困境與出路？
我在劍橋學的是最先進的工程理論，但是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出身的農村。跟劍橋的朋友描述過自己童年的家鄉，所有人都非常羨慕，想不出來世界上有哪個城市 既靠山、又濱海，還有一條寬闊的溪水流淌過四季如春的市區。他們更難以想像：世上竟有一個地方稻穀可以三穫，也可以生產熱帶與溫帶的各種水果，好像完全不 受緯度限制。
農村是我永遠的故鄉，就像許多跟我一樣客居都市的二、三、四年級生一樣，我們在情感上的認同永遠屬於農村，而不是自己現在 居住的都會。農村培育了我青春期各種的浪漫情感，使我愛上散文和詩詞，也使我在工學院求學時從來不曾中輟過手上的人文書籍。沒有農村，我就沒有辦法讓子女 親自體會我心深處的情感。沒有農村，我們父子將有如陌路不能相知。
但是看著劍橋每條小溪都清澈無染，到處綠意青蔥，難免有些悲哀??我 離台赴英時，故鄉的溪流已滿是家庭廢水和工業污染。倫敦泰晤士河因經年整治而看到魚，舉國為此歡慶；我卻想起：英國工業革命時，為了經濟而犧牲農村與溪 流，直到把賺來的錢悉數倒回溪流去整治，才重新挽救了英國人自豪的鄉村。台灣正在重複英國當年的無知，我們可曾真的從歷史學會過任何事？
回國以後，被邀請去參觀當時農委會積極推動的「富麗農村」，在仿歐美而「畫虎不成反類犬」的「富麗農舍」旁，一個還沒上小學的男童硬要我去他的「停車 位」停車，他那三、四歲的妹妹用粉筆在馬路上歪歪扭扭地畫了一個格子，然後伸手跟我強要了五十元。這景象嚇壞了我！農村還沒從觀光獲得實質的益處，純樸的 童心卻早已成為祭品。我很難過，因為這不是我懷念的農村！與其要這樣的農村，我寧可它被工業和城市吞沒！
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跟一位老農用閩南語閒聊。三分地的淨收入，一年有時候不到三萬元。我無知地問：「那麼辛苦，收入那麼少，為何不休耕？」他怨毒地盯著我：「你懂什麼！祖上留下來的地，能任它荒廢嗎？」
他的眼神還記憶猶新，卻在美濃這個農業大鎮到處看到賣田的廣告。我十分震驚：這裡歷來富有且民風保守，怎麼肯賣祖田？然後，一個外籍新娘廣告迎目而來， 鋪滿一棟長條屋的側牆。我納悶：在客家庄裡娶外籍新娘，新郎和新娘怎麼面對親族和鄰里的議論？許久後我才了解這些廣告的意義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，台灣 農村的社經地位加速墜落，連一向富庶的美濃都開始看不到未來。
政府總說台灣的農業沒有競爭力，但是留英的經驗告訴我：日本與歐洲要保留農村與農業絕不會比台灣更容易。於是，我開始研究日本與歐洲的農業政策、農業補貼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，也思索台灣的農業要如何走出困境。
這些研究讓我相信：如果台灣的政府、農業團體和消費者以各自的作為去支持台灣農業，我們還來得及搶救台灣的農業與農村，但是再晚就不可能了！
從白米炸彈到消費者運動
我常跟朋友說：如果我們這一代沒有機會挽救台灣，下一代將更沒有機會。二、三、四年級的這一代普遍還知道什麼叫農村，還有機會體認農村對台灣歷史記憶以 及文化傳承的重要性。很多六、七年級從小在都市長大，沒有我們這一代的引導，恐怕很難體會農村在經濟價值之外的深刻意義。
韓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，一位國會議員在會場外的圍牆上自焚，因而喚起全國更強而有力的農業保護共識。但這未免太悲壯了。我們需要的不是一位英雄，而是一場消費者運動。
二○○四年底楊儒門因為白米炸彈而入獄，我覺得他是為所有的台灣人入獄的。假如有更多的台灣人能了解農村與農業對我們的意義，而一起要求政府支持農業，或者以消費行動支持台灣農產品，他不需要入獄。
一位務農的朋友驕傲地告訴我：我以務農為榮，因為我養活所有的人，讓他們不需要看醫生。我希望藉這本書向那些一生無言地付出的老農致謝。
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楊儒門，和台灣所有即將覺醒的消費者。希望我們可以為子孫的未來一起努力，讓台灣因為我們而更美好。
